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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浩君:回国创造 贴中国标签的环保技术

来源:  时间:2014-10-17 09:06:50

朱浩君是一个低调的人,说话颇有条理,不张扬,不做作。他说自己的经历其实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一个“幸运的人”。经历了国家从贫穷到富强的过程,新的、旧的、土的、洋的都看见了。“我们国家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制造’所造成的环保问题只有靠‘中国创造’的环保技术来解决,国外的环保技术因没有制造业的基础而停顿,环保技术将是污染类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技术。”
 
“芙蓉镇”走出了大学生
 
朱浩君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江南小镇别有一番风情。那时候小镇的景象颇似《芙蓉镇》里的芙蓉镇,下街的尽头是张溪河,也是要摆渡过河。河水清澈,每天上午河边洗衣的棒槌声此起彼伏,女人们的笑声欢天喜地。他从这里成长起来,为了看得更多更远而走出了小镇。
 
“看电影《芙蓉镇》时,我就特别有共鸣,似乎就是描写我们张溪镇,所有故事在我们那都有原型。”
 
“1977年春天,我上小学一年级,国家也迎来了春天。”1985年朱浩君初中毕业,当时家里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显著提高,他说:“农村孩子的物质普遍比较匮乏,笔记本、钢笔都是豪华的东西。如果在一个小地方待久了,只能看到局部的情况,问题也只能看到一点。所以,高考就成了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机会。”
 
1988年高中毕业后,朱浩君参加高考,顺利地被全国重点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录取,学习微生物学专业。
 
第一次离开家乡、失去父母约束的朱浩君坦言,大学四年属于浮躁时光,知识学得不是特别扎实,但最大的收获就是感觉自己长大了,已经有很强的社会使命感。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密云县微生物实验站工作。因为是实验站唯一的大学生,朱浩君第一个月工资是144.5元,相当于副站长的工资。
 
 
“下海”后回归校园
 
那个年代,下海很流行,1995年1月朱浩君也下海了,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生产销售原料药金霉素,然而1997年初就经营不下去,以注销告终。“失败后也有所总结,唯一的优势是很有闯劲,其他条件都不具备,没有时间让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那些必要条件,失败是必然的,我原谅了自己。”
 
读研是他当时唯一的想法,考本校是最容易的,于是1998年9月朱浩君顺利地回到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专业深造,由于强烈的读书欲望,学习成绩很好,顺利地转为博士研究生。“2003年我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2003年6月我进入了国企上市公司任黄霉素建设项目经理,结束了家庭分居的日子,我爱人顺利地调入了北京市区的医院,父母也从安徽定居北京。”
 
在朱浩君看来,生活是公平的,而他无疑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自己的这些经历而心存感激。
 
哥本哈根的“奔跑者”
 
2004年3月,朱浩君来到哥本哈根大学古菌中心。“看到院子里奥斯特的铜像就肃然起敬,所有上过初中物理的学生都知道电磁效应的奥斯特实验,我像见到真人那样敬仰了好几分钟……”
 
2003年底,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联系华中农业大学招聘一名博士后,学校强烈地推荐了朱浩君。“当时我兴趣不大,因为家庭刚刚安定,孩子才4岁,而且我对国外生活不是很向往,就让给了我师弟。但学校态度坚定,迫使我重新考虑这事,父母的家族荣耀感和爱人的望夫成龙促成了我决定接受这个职位。”
 
来到哥本哈根大学让朱浩君眼前一亮,那里的同事都非常守规矩,上班和下班十分准时,最深的印象是科研人员很聪明,即便是实验员也是如此。
 
2005年3月,朱浩君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建立Sulfolobus(硫化裂片菌)可操作遗传系统的人。“做实验是一个磨人的状态,挑战性也特别强,没人做过那个东西,一直没有存在一个好的遗传系统。”实验成功后朱浩君绕着学校旁的湖泊高兴地跑了三圈,久久不能平静。“丹麦古菌中心里面的科研人员都很优秀,一开始我就有强烈地欲望让他们认同,我做到了,这不仅仅是勤奋,还有智慧和运气。因为中国和丹麦有互访科研人员免税协议,所以我只缴纳9%的养老金,而大教授们都是42%的税率,发到手我是那栋楼里最高的工资,感觉真好。”
 
“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生怕别人瞧不起你,老是要把事情做好,被瞧不起你就很难受,心里受不了,你做好了之后心里就踏实了,踏实了之后才会静下心来想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的命运。”
 
带着新目标飞回国
 
一年后,合同到期,古菌中心和朱浩君商量续期,聘他为助理教授,工资待遇提高一个水平。但决心回国的他还是在2006年6月30日离开哥本哈根,飞往北京。
 
“虽然我爱人想留在国外,但我坚持回国,由于项目还没做完,延期3个月按助理教授待遇。坚持回国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丹麦很发达,但这是他们的祖业,中国人留下来好像占了别人的便宜,我感觉不好,同样敬业,不如在自己国家努力工作,为我们后代留下财富;第二,在丹麦,我们是外国人,可从事的工作很少,发展空间很小,银行和政府很难见到华人的影子;第三,因为经常参加国际会议,欧洲许多国家我都已经去过,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也去过,开阔眼界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没有遗憾了。”
 
中关村的“追梦人”
 
刚刚回国的朱浩君,在最初找工作的日子里,感觉很不好:“我是无条件回国的,在国内没找好单位,回国后,发现国内各类人才都多,留学背景的多,家庭背景的多,务实的多,勤奋的多,聪明的多,总之就是多,好像什么条件的人都不缺,缺的就是工作机会。”机缘巧合下,他开始了创业的奋斗历程。
 
2006年8月,朱浩君被导师推荐到一家美籍华人的公司工作,但公司的发展很慢,离他的梦想很远。按照朱浩君的说法:“一颗骚动的心开始梦想创业”,于是他开始关心起中关村对留学人员创业的政策和自己要选择的创业行业来。
 
2008年3月5日,朱浩君在北京理工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创办了中丹康灵(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行业是环保技术。由于留学人员的身份得到两项优惠政策:第一,理工科技大厦40平米的办公地点免一年房租;第二,中关村管委会发了10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当北京理工大学留创园的执行主任郑云老师组织并指导他们报各类国家及北京市的项目时,朱浩君感到信心十足。
 
创业的前两年,公司主营业务是城市景观水治理,做了好几个项目,虽然积累了一些无形资产和经验,但是没有实现盈利。公司亏本运行了两年,项目越来越少,这时理工留创园的郑云老师了解情况后帮他们分析问题,拓宽思路。
 
发挥优势“转战”水处理
 
创业是残酷的,朱浩君这些科研出身的创业者缺乏太多的商业敏感性和社交能力。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中丹康灵公司从2010年起,主营业务改为工业废水处理,发挥他们在高效微生物方面的优势,市场先定位在制药废水。
 
“由于前期的积累,公司业务迅速提升,2012年5月获批了一项发明专利,我们顺利地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复审。由于公司的业绩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比较好,北京理工大学创业园推荐我申报北京‘海聚工程’,中关村管委会推荐申报国家‘千人计划’。”
 
2012年8月朱浩君顺利获得了第七批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同时聘为北京市特聘专家。他还参加了中关村第三期创业高级人才培训班(海归),封闭培训2周。“培训班上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创业人才,培训老师的课程也十分精彩,受益匪浅。同时我公司的员工也不定期接受中关村管委会的培训,收费极低,大大提高了公司的各项能力。”
 
现在,朱浩君正与他的团队在一起,做着工业废水处理。他说:“我希望全民都能有环保意识,我们国家水的标准还是低了,还需要提高,因为我们国家水量越来越大,每年总体污染物量都在增加,所以标准要提高,不提高的话就面临着更大的污染。”
 
朱浩君笑言,阳光总在风雨后,眼睛里面有阳光,就不会在乎背后隐藏的黑暗,要找到“正能量”。“一个民族创新的根本能力就是在人才的选拔上,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很多高精尖人才都在从政,没有在做科研,做科研的相对来说智力水平相对差一些的,这一点让我感到很难受。官员越来越优秀,做学问的却越来越差,这样有点不正常的。中国的创新能力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慢慢会变好,我对此充满信心。”(供稿/北京海外学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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